
史记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”,以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态度,记载了从五帝到汉武帝的历史,因此在中国史学中拥有崇高地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《史记》没有错误。事实上,其中一些错误,多数并非司马迁主观失误,而是由于他未能接触到相关史料。本文将聚焦《史记》中最为离奇的错误之一——司马迁混淆了相隔百年的两位“晋文侯”,并尝试探讨其原因。
晋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两位被称为“晋文侯”的君主:一位是晋穆侯之子姬仇,另一位是晋献公之子姬重耳。这里的“公”并非说明晋国升级为公国,因为当时诸侯普遍称公,包括许多弱小诸侯。因此,“公”只是一种尊称,姬重耳也可以称作“晋文侯”。
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载,城濮之战后,周襄王派王子虎策命晋文公:“周作《晋文侯命》:‘王若曰:父义和,丕显文﹑武……’”晋文公因此被称为诸侯之长。然而,《左传》对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记载却不同:“王谓叔父:‘敬服王命,以绥四国……’”无论称谓、措辞还是含义都与《史记》有明显差异。此外,姬仇与姬重耳的名字及身份背景也显示姬仇更符合“父义和”的描述。
展开剩余68%问题的关键在于,《史记》的《晋文侯命》与《左传》的记载大相径庭,却与《尚书·文侯之命》几乎相同。《尚书序》说明此文为周平王册命晋文侯,司马贞等后世学者也认同此点。因此,司马迁实际上是引用了《尚书·文侯之命》,但误把周平王策命晋文侯的历史当作周襄王策命晋文公。
看似荒唐,但这种失误有其原因。战国时期出土的竹简揭示了更多细节:晋文侯姬仇生平简略,史记只记“文侯立、文侯卒”,但实际上他是左右局势的重要人物。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后,《左传》仅简略记录了周携王继位,但司马迁未深入思考,也未提及周携王。战国竹简《竹书纪年》及《清华简》明确指出,诸公和诸侯拥立姬余臣为周携王,21年后晋文侯杀周携王,拥立周平王,并协助东迁,显示晋文侯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。
司马迁未提及周携王,原因有二:一是他未见过《竹书纪年》和《清华简》等战国文献,可能与秦始皇焚书有关;二是对东西周之交历史了解不够,即便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有零星记载,他也未加深挖掘。正因如此,他才会将《尚书·文侯之命》误作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历史。
此前有人认为,司马迁可能有意“抹去”周携王,因为周平王姬宜臼是幽王嫡长子,正统继承,而周携王不是。但结合他混淆晋文侯与晋文公,以及忽略晋文侯功绩来看,更合理的解释是,司马迁未见相关文献,对这段历史理解不够深入。他虽然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强调晋文侯助周东迁,但简略了周携王的历史,导致了这段重大且离奇的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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